在五四時代短暫地並肩戰鬥之後，魯迅與胡適迅速成為陌路。在二十年代後期到三十年代，魯迅與胡適在政治上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和風格。

胡適總是堅持用真名，以示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新月》在今日輿論界所貢獻者，唯在以真姓名發表負責任的文字。我們對於發表言論，完全負法律上的責任。”胡適一直堅持以學理為依據，理性地談論中國政治問題。他發表了一篇篇標準的“政論”，從正面對國民黨的政治提出批評，提出種種建議。

魯迅則向來反對“赤膊上陣”，主張“壕塹戰”，他不斷地變換筆名，從反面出擊，抨擊國民黨統治。他的批評總是以嘲諷為基調，抓住要害，一針見血，但從不提出正面建議。部分原因是魯迅缺乏對政治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理論修養，無法從正面發表系統的政治意見。

胡適認為改造國民性需要多管齊下，因此並不反對魯迅的思想啟蒙。因此，胡適高度評價魯迅的文藝啟蒙工作。但魯迅卻認為，胡適的思路是“治標不治本”，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因此魯迅對胡適的政治活動開始是嗤之以鼻，接著進行冷嘲，後來則是痛加批判。

前文提到，胡適點名批評了蔣介石時，提到安徽大學校長，這個校長，就是著名的劉文典。所謂語言上的頂撞，是劉文典在會議上不稱蔣介石為主席，並當面指著蔣的鼻子說：“你就是軍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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