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和魯迅的兩種不同主張，決定了中國國民性改造的兩條不同道路。

第一條道路，是透過制度“漸進改良”之路。另一條道路，則是“思想改造”之路。

一九四九年以前，胡適是中國思想界的主流人物。他引領一時之風雲，不但在思想文化領域開風氣之先，在政治運作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局面形成的基礎，是胡適的政治思想與當時執政者的政治思路有不謀而合之處。

因為與胡適同樣有著長期的西方社會生活經驗，對西方的政治文明有著切身的體會，孫中山也得出了與胡適相同的結論，那就是要用制度來訓練國民。胡適認為，“憲政必須從幼稚園下手”，一步步地加以學習實踐。孫中山認為，中國人從臣民到國民，必須經過一個“訓政”期，即對民眾進行政治制度的訓練培養時期。孫中山說：“我中國人民久處於專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汙，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此袁氏帝制之時勸進者之所以多也。”民眾學習民主，就如同幼兒學步一樣，需要保姆的把持。他把革命黨比喻成“新民”的保姆：“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初生之嬰兒，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為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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