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絕對主義國家的正午

1547年，亨利八世駕崩。等待已久的國會立刻廢除了新大逆法(Treason Act)和普通法家最憎惡的欽命——國王命令與國會立法效力相等。國會同時規定任何叛國罪起訴都需要至少兩名以上證人才能成立[89]。愛德華六世還沒有脫去乳齒就失去了先王留下的爪牙，甚至血腥瑪麗也徒有暴君的虛名，面對國會時其實完全沒有先王的威勢。在1553年達勒姆主教湯斯塔爾（Tunstall）一案中，國會[90]）斷然駁回王室及其樞密院的叛國罪起訴，奪回了作為王國最高法院的傳統權利[91]。

亨利八世的威權，部分來自王室與紳商布林喬亞反對舊貴族的階級聯盟，部分來自國教會領袖亨利與議員反對天主教的新教聯盟。愛德華六世的攝政不能指望前者，血腥瑪麗對二者同樣不能指望。由於瑪麗的宮廷一變為天主教復辟勢力的中心，國會自動成為新教聯盟的黨派堡壘。在都鐸王朝之前，英國曆史上連綿不絕的府院之爭都是職權上和財政上的，而血腥瑪麗一朝和整個斯圖亞特王朝的府院之爭卻加入了（宗教）意識形態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元素。

在塑造英格蘭民族認同的關鍵歲月裡，王室蒙受了外國思想、制度和政治代理人的嫌疑，國會卻隱然成為英國特殊歷史和傳統制度的凝結核[92]。英國國會政治或立憲政體的有利之處往往不在於制度本身，而在於這一制度與英國自中古以來極少偏離的政治主流——混合憲制論血脈相通。近代以來，英語世界以外的各國引進國會制度或立憲政體，照例都會發生相反的反應——擁護立憲政體的一方總是遭受民族傳統排斥的一方，使得法統無法建立，整個民族淪為靈魂分裂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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