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的主權與邊界——羅馬德性與以色列使命的戰爭

古典共和政體建立在宗族共同體的基礎上，名垂青史的偉大愛國者幾乎都出身於源遠流長的偉大氏族。共同體至少在最初階段，政治權利依託於氏族。城邦在其萌芽和全盛時期，幾乎沒有遊士和縱橫家上下其手的空隙。個人的政治主張和宗族的政治傳統很難區分，流放和榮耀同樣不分彼此。阿爾克邁翁家族就是伯里克利，利用波斯反對斯巴達是他們的出生印刻和永恆使命。近代人喪失了許多歷史理解力，在希波戰爭時期稱他們為（希臘的）賣國賊，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稱他們為（雅典的）愛國者，彷彿他們隨著時代而改變了自己的德性。米太亞德家族恰好相反，將聯合斯巴達反對波斯的傳統維持到客蒙和修昔底德時代。近代人由於錯誤的代入感，同時讚美反對波斯的戰爭和反對斯巴達的戰爭，在希波戰爭時期稱他們為（希臘的）愛國者，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稱他們為（雅典的）保守反動派。其實兩大家族都是始終不渝的雅典愛國者，不過只能以他們黨派的方式愛國。

雅典民主以宗族黨派的形式展開，正如英國民主以士紳黨派的形式展開。出身是德行的保障，證明政治家是有根的地方共同體成員。有根政治家（相當於《宋史》所謂的土豪）不太容易作出不負責任的事情，因為兔子不吃窩邊草，且誰都不願意把糞便倒在自己臥室裡。選民喜歡名門望族的候選人，因為後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如果中國讀者不能理解有根土豪和無根遊士的區別，不妨做一個思想實驗：選民更信任張季直，還是梁任公？前者的決策如果損害地方利益，肯定會連累自己；後者身輕易遁，隨時可以而且確實經常改變投機物件。雅典民主在其天真時代，基本上由老加圖所謂“滿口大蒜味的土鱉元老”包辦。鄉民只要看到政治家出面，就知道他的基本政綱，因為他爺爺早就見過政治家的爺爺。論證說服雖然不是多餘的，但遠沒有雄辯家自以為的那麼重要。無論修辭學教師多麼善於自吹自擂，氏族的鐵桿支持者都不會支援敵對氏族。這些頑固分子是雅典民主的壓艙物，非常歧視知識分子和外來人。隨著雅典日益強大、富裕和開明，知識分子和外來人越來越多，傳統道德或偏見越來越動搖，公民的血統越來越混雜；雅典民主就越來越激盪，遊士政治家就越來越多，土豪政治家就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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