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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毛澤東眼中走進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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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佔有狀況

和王明相比,中央蘇區時期的毛澤東還沒有可能對國內國際政治變化作出全面思考,他的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蘇區的壯大發展中。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毛澤東雖已淡出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外,但其在中央蘇區的影響仍然不可小覷,正如共產國際代表談到的,即使中共中央很多領導人到達蘇區後,“毛澤東迄今還是有聲望的領袖”,[51]而此時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決策,其實也或正或反地都可以看到毛澤東的影子。幾十年之後,重新梳理這一段歷史時,最能體會到毛澤東風格特點的,是他注重調查研究的思想和工作作風。尤其是其《尋烏調查》,留下了當年贛南社會生活的真實風貌,成為回顧這一段歷史不可多得的寶貴材料。

作為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毛澤東的調查對中央蘇區的階級分化狀況投入了相當大的熱情,應該說,雖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但其實地調查仍有著相當的客觀性。從調查細緻、資料詳盡的《尋烏調查》看,當時尋烏全縣農村人口成分是:大地主(收租500石以上的)佔0.045%,中地主(收租300石到500石的)佔0.4%,小地主(收租200石以下的)佔3%,富農(有餘錢放債的)佔4%,中農(夠食不欠債的)佔18.255%,貧農(不夠食欠債的)佔70%,手工工人佔3%,遊民佔1%,僱農佔0.3%。土地佔有情況是:公田佔40%,地主佔30%,農民佔30%。[52]這一調查結論和更廣泛的調查資料對照看,有著相當的一致性。相對而言,並不是在實地所作的《興國調查》,有關資料就值得斟酌,該調查認為興國永豐圩地主、富農佔地達70%,公田為10%,中農佔地15%,貧農為5%,並由此得出結論:“真正的剝削階級(地主富農),人數不過百分之六,他們的土地卻佔百分之八十。其中富農佔去百分之三十,公堂土地又有許多在富農掌握中,若不平分富農的土地,多數人土地不足的問題便難解決。”[53]因為不是實地調查,結論未給出實際的資料加以支撐,而由一個圩的狹小地區推匯出土地政策的做法和毛澤東一貫強調的深入、全面調查然後得出結論的做法也不盡相同。之所以會這樣,瞭解一下毛澤東做調查的背景就可以知道,當時正是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要求進一步打擊富農、與黨內所謂“富農路線的發展”[54]作鬥爭之時,毛澤東調查中關於平分富農土地的說法,和這一指示是分不開的。以中共的組織原則,即使像毛澤東這樣注重實際、獨立性極強的領導人,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也無法擺脫居於發號施令地位的指導者的命令。問題在於,關於蘇區階級分化、土地關係的判斷,和正確制定土地政策、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有著極其重要的關係,即連身在實地的毛澤東尚且無法獨立做出自主深入的調查研究,遑論當時遠離蘇區農村實際的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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