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針對“日本資產階級報紙關於蔣介石和共產黨人進行談判的傳言”透過決定：“責成東方地區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發去電報，說明共產黨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同蔣介石進行談判。”[32]共產國際專門就此一問題作出決定，粗粗看，似只是對既有方針的繼續，細細觀察，卻可發現其背景並不簡單。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對遠東乃至世界格局都是一個重大挑戰。就蘇俄而言，日本的威脅已經十分現實，盡力防止其北進成為蘇俄重要戰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蘇俄極力防止刺激日本，11月19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與廣田見面時明確表示：“蘇聯政府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中一貫實行嚴格的和平與和平關係的政策。它重視維護和鞏固與日本現存的關係，對各國間的衝突奉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維護現存的兩國關係，並在自己的行動和命令中應考慮不要破壞蘇聯的利益。”[33]因此，此時中共方面和蔣介石的任何接觸，都有可能導致日本作出國共在蘇俄指導下攜手抗日的判斷，對日蘇關係穩定顯然不利，這是蘇俄方面極力要避免的。

雖然蘇俄不願公開刺激日本，但面對日本的侵略野心，又不能不慎謀應對之策。中蘇兩國出於戰略利益的需要開始明顯表現出接近勢頭。1931年7月初萬寶山事件剛發生時，蘇俄即透過莫德惠向南京政府提議恢復邦交，表示：“現今日本覬覦滿蒙，國境方面中日緊張。當此時機，中國政府何不重訂對蘇對日政策，採對俄親善方針而使本國能專心對付日本？果能如此，中國之對日實力必佔優勢，而造福於今日之中國。”[34]對此，南京政府雖屢經討論，終以雙方意識形態差異，拒絕蘇方提議，斷言：“蘇俄對莫代表之表示，真心不外利用中國。蘇俄狡猾，斷無輕棄侵略野心之可能。故對莫代表所轉告之各種建議，我絕不許可，並應予以反駁。”[35]9月底，為應對九一八事變成立的國民黨中央特種外交委員會討論了對蘇復交問題，在此問題上開始採取彈性態度，強調：“對俄復交事可進行但不必立刻實行，以保留與歐美交涉之作用併為有條件之交涉。”[36]1932年6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透過決議，決定與蘇俄進行復交的秘密談判。12月12日，中蘇雙方互換照會，宣佈自即日起，中蘇兩國正式恢復正常的外交與領事關係。不久，南京政府任命顏惠慶為駐蘇大使，蘇俄政府派遣鮑格莫洛夫為駐華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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