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新論》中國歷史人物

講文化定要講歷史，歷史是文化積累最具體的事實。歷史講人事，人事該以人為主，事為副。非有人生，何來人事？中國人一向看清楚這一點。西方人看法便和我們不同，似乎把事為主，人為副，倒過來了。因此，西方歷史多是紀事本末體，中國雖有此體，但非主要。中國史以列傳體為主，二十四史稱為正史，最難讀。一翻開，只見一個一個人，不易看見一件一件事。如讀《史記》，漢代開國，只見漢高祖、項王、張良、韓信、蕭何許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尚書》是古代的紀事本末體，此下要到宋代袁樞才有《通鑑紀事本末》，只便初學，進一步再讀編年史如《通鑑》，更進一步始讀正史列傳。今天我們一切學術教育都學西洋，因此學校講歷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講楚、漢戰爭，漢高祖怎樣打項羽？固然要講到人，但只以事為主。有一年，我在美國親同他們一位史學家辯論過這一問題，他說：“歷史固應以人為主，但此人若無事表現，如何跑上歷史？”我說：“此事難說，因其牽涉到中西雙方整個文化體系上面去。我且舉一個明顯的例，在中國有很多人沒有事表現而也寫進歷史，而且這類人決不在少數。”我們今天不論大學，乃至研究院，講史學，雖是分門別類，注意都在事上。如講政治制度，沒有一個絕對是與好的制度。制度總是要變，並無千古不變，亦無十全十美的制度。如講社會經濟，一切有關經濟的理論思想，及其事實，也都隨時而變。在壞制度下，有好人總好些。在好制度下，有壞人總不好些。思想要有事實表現，事背後要有人主持。如果沒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論都是空的，靠不住的。而所謂人之好壞，此一標準，則比較有定不易變。此刻把歷史分類講，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等，一切完備，卻不注重歷史裡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層，成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制度由人來，某些人起來了，才有此制度。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來。所以我今天特別要講歷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們都能變成歷史人物。要來維持歷史，復興歷史，創造歷史，都得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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