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系列第一篇中，我們提到了酸文人汪景祺的那篇《功臣不可為》，他在其中說到，像年羹堯這樣的功臣，除了讓皇帝忌憚之外，還最招兩類人恨：一是管人的，必定嫌他肆意舉薦、濫賞冒功；二是管財的，必定罵他報銷違規、私藏繳獲。汪氏所言，名為總結歷史規律，實際上必然根據當時朝中的情況確有所指。畢竟，當時管人的吏部尚書國舅隆科多，管錢的總理戶部事務和碩怡親王允祥，既與年羹堯勢均力敵，又矛盾重重。

前文我們提到過，隆科多身為滿人貴族，本來對年羹堯掌握四省兵權存有戒心，甚至直接向雍正帝建議要對其有所防範。此外，作為吏部尚書，隆科多對年羹堯大肆舉薦親信、嚴重干擾正常人事制度運作的行為極為反感。

年羹堯本為川陝總督，後又奉命兼轄雲南軍務，對四省文武的仕途都有很強的發言權。隨著戰爭的節節勝利，年羹堯開始不斷以軍功名義要求中央政府為他保薦的人員加官晉爵。他開列的保舉名單透過密摺直遞君前，再由雍正帝以聖旨的形式下達給吏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吏部本身的選官流程。因為年羹堯每次推薦的官員太多，吏部不得已為其專立一檔，謂之“年選”，和當年吳三桂的“西選”如出一轍。除西部四省官員外，年羹堯還憑藉自己的特殊地位，經常對中央部院和其他各省地方官的任用提出意見。皇帝欣然採納，聖旨從天而降，吏部只得照辦。隆國舅何許人也？眼看著自己的事權被這樣侵奪，怎能不開足馬力，排揎年羹堯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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