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句俗話說，“揚一益二”，揚是揚州，益是成都，這句話說明在長安洛陽以外，繁榮的城市除去揚州就要算成都了。當時的西蜀不只有豐富的農產、礦產，手工業也得到高度的發展，像絲織品，紙、大邑的瓷器……都是遠近馳名的。它雖然被艱險的山川包圍著，卻阻止不住國內的和國外的商人們來到這裡販運貨品，因此成都便成為一個富庶的城市。安史亂起，中原民不聊生，更加上嚴重的災荒，到處都有人吃人的現象：可是西蜀還能保持暫時的安定。唐玄宗曾經一度率領著一批官僚逃到成都，至於一般人民流亡到這裡的當然也不在少數，因為大家想，在這夙稱富庶的區域，生活比較容易維持。杜甫來到成都，因為他沒有吃的，自然要找產糧豐富的區域，沒有穿的，自然要找溫暖的南方，這正如候鳥在秋天不得不向南飛翔。可是沒有幾年，劍南的東西兩川，內由於地方官吏的跋扈與人民負擔的加重，外由於吐蕃的侵擾，這塊當時所謂的“樂土”，在大混亂的時代中也不能自居例外，同樣陷入一個長期的互相斫殺的局面。

杜甫到成都時，裴冕是成都尹兼劍南西川節度使。裴冕在玄宗時結交王，晚年在代宗時又攀附李輔國和元載，是一個不擇任何手段只求自己升官的官僚，他又是馬嵬事變後六次上箋擁戴肅宗即皇帝位的人，就廣義上說，正屬於房琯和他的友人們的敵黨。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同意一些杜詩的注者說杜甫在詩裡一再稱述的“主人”就是裴冕。但是裴冕的幕中可能有杜甫的友人和親屬，例如他的從孫杜濟就是裴冕身邊的一個得意人物，這些親友或多或少會給他一些經濟上的幫助。他和裴冕雖然沒有直接的交誼，他既然到了裴冕統治的境內，卻也不能不在他的紀行詩《鹿頭山》裡用四句詩來恭維恭維他，這種用心是很可憐的。他到成都後，我們再也找不到一句和裴冕有關的詩了。並且裴冕在第二年（七六〇）三月便離開成都，李若幽繼任成都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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