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這個地方，在宋元之際的戰亂中，毀損嚴重，元朝把這個城毀了。但是到了明初，還特意重建了荊州城，說明在明初，還是很看重荊州的重要性。明初的首都是長江下游的南京，位於長江上游的宜昌、荊州、漢口等都是沿江這一線上的物流據點，基本是平等地位的。

但是，隨著永樂遷都北京，政治形勢和經濟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漢口地位開始緩慢的上升。

北京是個物產不豐富的政治城市，單一強調首都功能，國家龐大的官僚機構和一起遷過去的政、商勢力聚居在北京，每年需要從南方調運過去物資，京杭大運河的漕運成了國家物流的大動脈。

這點在元朝本來就如此了，到了明朝，這個功能不僅強化了，而且管束力還超過了元朝——按照明朝的漕運管理體制，對於京杭大運河漕運的管理範疇，不限於運河，而是一直到重要的糧食產地江漢、兩湖。

也就是說，漢口所處的江漢平原與兩湖地區，是大運河漕運的起點。漢口成了重要的糧食物資集散地。能運糧食，也可以運其他物資。從這裡徵收上來的糧米物資，先延長江水路到下游，然後轉入大運河，北上北京。

這樣一來，漢口就不僅是長江這條東西向水運物流渠道上的一個站點，還拐彎向北，成為縱橫南北的“京杭大運河——長江”水系漕運系統上的起點了。

而同時期，荊州沒有發揮過這個功能。由此導致，就從明朝永樂時期開始，漢口的重要性超過荊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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