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是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萬科預期到的博弈的各方，也就是是未來困境下的房地產商——囚徒們，肯定會選擇相互間的普遍背叛。

也就是說，萬科在這場“囚徒困境”中，之所以選擇首先動手，出賣所有除它之外的房地產商，是因為它預計在這種困境中，如果不盡早出賣所有同伴，自己將面臨被出賣的結局。畢竟，這是一個“非零和”博弈遊戲，出賣行為是可以換取非常大的利益的。

只這一下，房地產商們在很長一段時間中締造出來的“攻守同盟”土崩瓦解，萬科也由此奪得了不少地盤和名聲。

但是，有正就有反，質疑的聲音隨之而來。透過“出賣”同伴，萬科真的能夠獲得個體的最大利益嗎？

從“囚徒困境”的單次博弈理論來看，應該說萬科能夠獲得相應利益。但是，正如囚徒不只一次作選擇，選擇的原因也不會如此單純一樣。在房地產的這場博弈中，政府作為很重要的一環，也參與到了其中。

政府直接參與土地的供應與租借，參與規劃的制定。所以說，政府是整個遊戲的設計者，是囚禁規則的設計者，也是蓋牢房、拆牢房的人，甚至有人直言不諱，不論是招拍掛還是定向出讓，最大獲益方其實是政府本身，這也是土地財政的形象表述。

而另外一個方面，需求方同樣面臨“囚徒困境”，從“不買房運動”到“萬人大團購”，更是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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