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反駁，可是到現在沒有值得反駁的話題。”侯滄海笑道。

“這就是馬屁啊，不準再拍馬屁。”

海強又道：“我們修建城市，無論道路、廣場還是地下設施，公共服務都需要大規模的一次性投資。早期資本主義原始資本積累絕大部分是靠外部掠奪完成的，幾乎每一個發達國家都可以追溯到市化早期階段的原罪。新中國成立後，沒有對外侵略和擴張獲得原始積累的條件，主要是勒緊褲腰帶幹革命，透過剪刀差來完成了部分工業積累。在這種情況下，特別苦的是農民，”

侯滄海點頭道：“我同意這個觀點。不是拍馬屁，是真同意。”

海強道：“剛才我講過，在傳統經濟中，如果完全靠內部積累，很難跨越最低的原始資本門——極大地限制了大型公共設施的建設。違反規律強行積累，會引發大規模社會動亂。1980年代後期，依靠農業部門為工業化提供積累的模式難以為繼，深、廈等經濟特區被迫仿效香港，嘗試通過出讓城市土地使用權，為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從此開創了一條以土地為信用基礎，積累城市化原始資本的摸著石頭髮展的道路。這就是後來廣受詬病的土地財政。”

侯滄海聽到此，道：“海市長提到以土地為信用，這個我沒有過深思考，以前有零星片斷思維出現，一晃而過。”

“你抓到了信用這個要害，信用是關鍵問題。我們繼續梳理土地財政的發展脈絡，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極大地壓縮了地方政府的稅收分成比例，為了彌補，將當時規模還很少的土地收益劃給了地方政府，這條政策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財政的制度基礎。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2003年土地招拍掛等一系列制度創新，幫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起原始資本。城市基礎設施不僅逐步還清欠賬，甚至還有部分超前（高鐵、機場、行政中心），城市化速度和規模都超過了改革之初最大膽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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