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二十三以來的十幾年間比歷史上的英國工業革命還要進度更為迅猛的變革讓幾乎所有人都沒有在精神與認知手上做好足夠準備。傳統農業社會，從明代初年到抗戰時期排除沿海和東北以外的國統區，人均鐵產量幾乎不會有多大變化。維持在人均六兩左右的水平。而新朝二十三年以來的十幾年間，新朝的鐵產量則從十萬噸上下的規模增加到五百萬噸左右的規模，而煤炭產量在傳送帶代替了人力等一系列技術變革後增加到七千萬噸以上的規模。南方新陸地的開發還有鐵路的貫通也為棉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到新朝三十五年，規模以上棉紡織業棉布產量已經達到了二十億匹以上的規模，為歷史1835年英國產量的六倍左右。而近三十年依賴很早就發展起來的絲制業也達到了兩億匹以上的規模，幾乎相當於明治末期日本的二十倍以上，逼近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全國的產量。在上億人口規模的新朝本土地區，絲綢已經開始代替棉布成為人們重要的消費。而棉布與棉花的消費則更多成為衣被原料及一種補充，更多則是出口海外。

儘管新朝在產業體系收入體系乃至社會分配上要比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的英國完善很多，生產能力過剩帶來的危機還是終究在新朝三十五年前後來臨。不僅僅蒸汽菓絲和科學控溫養殖在內的絲綢行業雖然還沒有發生嚴重的過度競爭與降價，但是新發展起來的棉紡織業則逐漸開始因為過度競爭而帶來了大範圍的降價。前明時候的銀價購買力大多數情況下要比新朝初年高上不少，棉布的價格也多在五分之一兩左右的規模，而在新朝因為白銀購買力稍有降低，在工業革命前的價格仍然維持在兩錢左右的規模。可是從新朝二十三年到三十五年這十幾年的時間裡棉布的價格則下降了一半有餘。幾乎不足一錢的價格就能購買一匹布。儘管動力機械的改進使得棉布的生產效率達到每個勞動力一年能夠生產上千匹布的規模，數十倍於前明時期，可是每個人的淨增加值提供能力卻降低到每人不過五六十兩的規模，相比其他很多行當已經不及剛剛開始那樣有暴利可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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