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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編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魯迅: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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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雖然提出了“用小說更新國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卻沒有太多的小說家天賦。他嘗試著寫過幾篇政治小說,但都不太成功。

梁啟超的性格特點是不甘寂寞、興趣多變,在提出“新民說”這個命題後不久,他的個人興趣又轉到一系列政治活動上。喚醒民眾這件事,被他擱到了一邊。

真正貫徹梁啟超的“小說救國”思路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下一代知識分子。

從某些方面看,魯迅是一個“抄襲者”,他對中國人劣根性的總結,幾乎是完全“照抄”梁啟超。魯迅對“看客”的批判,顯然襲自梁啟超對“旁觀者”的批評:“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為樂……”魯迅所寫的“鐵屋子”,也與梁啟超描寫的“暗室”異曲同工:“彼昔時之民賊……慮其子弟夥伴之盜其物也,於是一一桎梏之拘攣之或閉之於暗室焉。一旦有外盜焉,嗒然壞其門入其室……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攣而不能行。”至於魯迅批評中國人一盤散沙、“想做奴隸而不得”、愚昧退縮等,更是早見於梁啟超的言論當中。

這不是魯迅的特例,而是梁啟超之後歷代國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運:梁啟超對國民性的總結相當全面,在梁啟超之後,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關於國民性的評論很少能跳出梁氏的範圍。甚至柏楊的醬缸論,也可以說是源於梁啟超的這句話:“橘在江南為橘,過江北則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汨沒而去也……舉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國,無不百弊叢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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