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們痛切感受到國民性問題，是在戊戌變法之後。被西方堅船利炮轟開大門以後，中國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失敗的原因。人們的第一個反應，是武器不行。花巨資購買了最新式軍艦，結果甲午海戰中仍然一敗塗地。

痛定思痛，精英們認為關鍵是政治制度，於是又發起戊戌變法，結果百日而敗。精英們得出的第三個結論，是“國民性”不行：沒有好的國民，無法建立新制度。就好比沒有堅固的地基，建不起參天大廈。

梁啟超回顧戊戌變法期間，他和其他政治精英竭力呼號於廟堂之上，舉國卻如夢如睡，鮮有應者。變法被慈禧太后鎮壓之後，數萬萬民眾也仍然昏昏如睡，沒多少人認識到這場變法與自己的命運息息相關：敢情整個變法不過是他們幾個人唱了一出獨角戲。這種情形，用麥孟華的話說，就是“中國民氣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沒有民眾的配合，任何政治改革都無法進行；沒有合適的土壤，再好的種子也無法生根發芽。因此，梁啟超提出了新的救國理念：一個國家改良的前提，是先培養出新型的國民。這就是“新民說”的由來。192年前後，梁啟超以《新民說》為題，連篇累牘地寫了大量文章，痛陳中國國民性的問題。這些文章如同野火燎原，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國民性改造運動從此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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