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們有很多惡行，和老百姓生活關係最直接的就是橫徵暴斂了。在亂世維持軍隊，離不開雄厚的經濟支援。所以，軍閥們無不“斂財有道”。

勒徵苛捐雜稅是軍閥們的基本做法。軍閥們搶地盤，主要目的就是徵稅籌錢。民國時期苛捐雜稅名目繁多，難以歷數，而且年年增加。四川軍閥楊森看到成都四鄉都有挑糞夫在活躍，於是派兵在成都各個城門口把守著，挑糞夫進出的時候要交稅。這就是“糞稅”的由來。青年郭沫若為此寫了一首歪詩：“自古未聞糞有稅，如今只有屁無捐。”實在編造不出名目了，軍閥們就“預徵”，今年徵收明年的稅款，明年徵收後年乃至十年後的稅款。反正自己能不能盤踞某地十年都說不準，哪能便宜了當地十年後的“父母官”？

濫發紙幣票券也是一個斂財之道。印鈔票來錢最快，軍閥們就不顧國家貨幣統一，大力發展“印刷術”，發行各自的鈔票。張作霖在東三省、直隸等省濫發奉票。吳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庫券、軍需兌換券；在河南發行四百萬有獎庫券，分配各縣，強民購買。惡果是通貨貶值，票券形同廢紙，物價騰湧。多數地方常常流行多種貨幣，還產生了一個新的行當：貨幣兌換。

鴉片氾濫是近代中國的頑疾。鴉片從栽種、販賣和吸食，已經形成了一個產業鏈。軍閥們掌握一地實權，並應禁絕鴉片，卻幾乎都無恥地用禁菸之名行種煙之實。他們把直接強迫百姓種煙的機關稱作“禁菸局”，把勘察煙土種植的官員稱為“禁菸委員”，在“以罰代禁”的名目下勒取了大量錢財。山西省的煙稅比田賦多三四倍；湖北煙稅每年兩千萬元，佔全年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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