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白阿兒忻臺入明的帖木兒帝國使臣帶來了沙哈魯國王致明廷的國書。這份國書未見於漢文史料記載，但其波斯文原文見於《兩顆福星之升起》。因此欲研究白阿兒忻臺之第二次出使，除了明代漢文史料外，不可不利用這份外交文書與前面提到的永樂八年明成祖致沙哈魯國書。明成祖和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字已由邵先生譯為漢文，並作解釋。此處不再贅譯，只討論一些尚待深入的問題。

通讀明成祖國書的波斯文文字，可發現其譯文非常流利，顯然是母語操波斯語的人翻譯的。但引人注意的是，此國書有兩個重要特點以區別于波斯本土寫成的文獻。第一，波斯文文字完全按漢文詔書格式書寫，凡遇大明皇帝（Daimīnk Pādšāh-i Ma‘azim，波斯語，直譯“偉大的大明皇帝”）、皇天（Khudāwand-i Ta’alī，波斯語，直譯“上天”，出現四次）、太祖高皇帝（Tāy-Zū-yi Pādšāh-i‘Ālī）等詞語均另起行頂格書寫。這一點邵先生已經提到，茲不贅。其二是國書的波斯文譯文中使用了一些波斯人難解的漢語詞彙。茲開列如下，以資比較：

1.Daimīnk大明，第1行。“回回館來文”中收集的西域諸地表文抬頭均稱明朝皇帝為Daimīnk Khan（意為“大明汗”），相應漢文為“大明皇帝”。明代漢字“大”還保留古讀，從波斯文從對應音譯Dai可知。“明”字音譯為Mīnk。從元代起，波斯人就習慣於用子音組合-nk來轉寫漢語中的帶鼻音的陽聲字的韻母，如拉施都丁《史集》中之：čīnksank“丞相”，Tāyānk“大王”，Kūyānk“國王”，Fīnkčiānk“平章”與《完者都史》中之Līnkčī“令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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