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蘇維埃政權的建立

中共是一個有理想、有目標、有組織的革命政黨，一開始就將建立新型政權作為革命的不二法門。國共合作領導的國民革命果實被蔣介石奪走後，面對國民黨的武力鎮壓，中共別無選擇地走上了武裝革命之路。對於共產主義革命的倡導者而言，革命並不僅僅是控制權力的轉移，而是社會政治的全新革命性轉換，因此，建立新政權，實現社會結構的改造，是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其懸揭的革命政權模式就是當時世界唯一的蘇俄式蘇維埃政權。共產國際代表描述了中國初期蘇維埃政權的狀況：“試圖躲在自己的區域內，用萬里長城將自己同外界隔開，建立一個擺脫賦稅、擺脫地主統治等等的國家。”[56]如果撇去其中的批評性表述，這一判斷大致還是反映出中共蘇維埃革命的追求。

傳統中國社會政治組織鬆散，政府對地方控制力有限，紳權在地方社會影響重大，晚清紳權尤為伸張。民國時期這種狀況仍基本得到延續，地方豪紳依然相當強勢。根據抗戰時期對78位縣長的調查，他們最感困難的幾件事中，財政困難居首位，其次即為土劣猖狂，有31人選擇，佔總數的39.74%，[57]可見地方土劣勢力的強盛。中央蘇區的贛南、閩西在各自的省份都處於較為偏僻山區，離行政中心省會較遠，行政控制力不足，紳權尤為強盛。民國初年，廣昌“一切縣政，多有操在縣紳之手”，縣機關“大都有名無實，為私人分肥機關，絕少有為民眾興利除弊，實事求是者！甚有於民十五年，當革命軍興，適縣長田瑞璜在任病故，由其承審員萬某代理之時，一般縣紳，以為千載一時之良機難得，乃糾集黨羽，大開會議於某祠內，蜂擁縣府，搶奪縣印”。[58]當時，地方官員如不能取得鄉紳的背書，施政十分困難，甚至有遭到驅逐的可能。即使離南昌不遠的東鄉縣也有鄉紳因反對新任區長而將支援新區長的鄉紳打傷，致該區長“難上任”。[59]為保持自身權位，大部分地方官員到任後都選擇和鄉紳妥協，或則各守分際，或則沆瀣一氣，時人記載：“民國以來，任上猶縣長者，雖不敢謂盡屬壞人，但一經與土豪劣紳結合，即不壞者亦壞。”[60]雖然這些對紳權力量的描述不一定全面反映紳權的真實執行狀況，但其負面效應的存在應屬無疑，南昌行營曾判斷：“一二匪黨，不逞之徒，因緣時會，煽其共產邪說，誘惑裹脅，成今日燎原之勢，推窮其故，豈民眾生性好亂，毋以土豪劣紳之厲耳。”[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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