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承南北朝之後，在思想界，佛學的發達，可謂臻於極盛。這個留待下章再講。而儒家的闢佛，亦起於此時。首創其說者為韓愈。宋人闢佛的，頗樂道其說。經學：自魏、晉以後，兩漢專門的授受，漸次失傳，於是有義疏之學。在南北朝時，頗為發達。然其說甚繁雜，於是又有官纂的動機，其事至唐代而告成。便是太宗敕修，至高宗時再加訂定而頒行的《五經正義》。唐人經學本不盛，治經的，大多數是為應明經舉起見。既有官頒之本，其他遂置諸不問了，於是義疏之學亦衰。惟啖（dàn）助、趙匡的治《春秋》，於“三傳”都不相信，而自以其意求之於經文，則實為宋人經學的先聲。

自漢以後，作史的最重表志紀傳和編年兩體，已見第九章。而表志紀傳一體，尤為側重。又新朝對於舊朝，往往蒐集其史料，勒成一書，亦若成為通例。唐朝自亦不能外此。惟前此作史的，大抵是私家之業，即或奉詔編撰，亦必其人是素來有志於此，或從事於此的。唐時所修晉、宋、齊、梁、陳、魏、周、齊之史，都系合眾撰成。自此以後，“集眾纂修”，遂沿為成例。舊時論史學的，都說眾纂之書，不如獨撰。在精神方面，固然如此，然後世史料日繁，蒐集編排，都非私人之力所及，亦是不得不然的。又眾纂之書，亦自有其好處。因為從前的正史，包蘊宏富，一人於各種學問，不能兼通，非合眾力不可。《晉書》的紀傳，雖無足觀，而其志則甚為史學家所稱許，即其明證。唐代的史學，還有可特別記述的。其（一）專講典章經制的，注404前此沒有，至唐而有杜佑的《通典》。其（二）前此注意於史法的很少，至唐而有劉知幾的《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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