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們的領主，而我的領主是沙皇。沙皇有權對我下令，而我必須服從，但他不能下命令給你們。在我的領地上我是沙皇，我是你們在人間的上帝，因此我必須對你們負責……你們必須先用鐵梳把馬梳10次，然後再用軟刷刷毛。而我只需把你們粗略地梳理一下，而且誰知道我有沒有認真用刷子。上帝用雷和電淨化空氣，而在我的農莊裡，當我認為必要時，我也將用雷和火來淨化。

——一位俄國領主對其農奴的訓話[1]

擁有一兩頭牛、一隻豬和幾隻鵝，自然會使農民興高采烈，在他的觀念中，他的地位已是處於同一階層的弟兄們之上……在跟著牛群閒逛之中，他養成了懶惰的習慣……日常的工作變得令人厭惡，放縱的行為則使他對周圍的反感與日俱增，而最後只能靠出售一頭喂得半飽的小牛或小豬，來維持他這種懶惰外加無節制的生活所需。於是牛頻繁地被賣出去，而那些可憐又讓人失望的牛主人，再也不願從事日常的固定工作，並從中獲取他以前的生活所需……他只想從濟貧稅中獲取他根本不應得到的救濟。

——英國薩默塞特郡農業理事會調查報告，1798年[2]

1

土地的變革決定了1789—1848年間大多數人的生死。因而雙元革命對土地所有權、土地佔有權和農業的衝擊，是本書所述時期最具災難性的現象。因為無論是政治革命還是經濟革命，都無法忽視土地。經濟學的第一個學派，即重農學派認為：土地是財富的唯一來源。大家一致認為，土地的革命性變化，即使不是一切經濟迅速發展的前提和後果，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前提和後果。世界各地的傳統土地制度和農村社會關係，就像一頂巨大冰帽，覆蓋在經濟增長的沃土之上，因此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把這頂冰帽融化，把土地交由追求利潤的私人企業來耕作。這意味著三種變化。第一，土地必須轉變為一種商品，由私人所有，而且可由其自由買賣。第二，土地必須轉入願為市場開發其生產資源，而且受理性的自我利益和利潤所驅動的階級所有。第三，大量農村人口必須以某種方式轉移，或至少部分地轉移到日益增長的非農業經濟部門，以充任自由流動的僱傭工人。一些比較深思熟慮或更為激進的經濟學家，還意識到第四種合乎需要的變化，雖然這種變化很難實現。因為在一個假定一切土地生產要素皆擁有最佳流動性的經濟中，“自然壟斷”並不完全適合。因為土地面積是有限的，而且其不同部分在肥沃度和可耕度上都有差別，那些擁有比較肥沃部分的人，必定不可避免地享有特殊優勢，並可向其他人徵收地租。如何消除或減輕這種差別所造成的苦惱——比如透過適當的稅收、透過反土地集中的立法，或甚至透過國有化——是個激烈爭論的問題，尤其是在工業發達的英國。（這類爭論也影響了其他的“自然壟斷”，例如鐵路。鐵路的國有化從不被認為是與私人企業經濟不相容的，因而得以廣泛實行。在19世紀40年代的英國，就曾嚴肅地提出過鐵路國有化問題。）無論如何，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土地問題。而其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該如何處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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