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西征已經開始，前四幕已經上演，第五幕迎來時代的劇終，並將以最高貴的功績謝幕。

喬治·伯克利《論在美國傳播藝術與學問的前景》，1752年

1861年3月，剛剛組建的邦聯政府的新任副總統亞歷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在佐治亞州的薩凡納舉行演說。當晚的觀眾無疑對此十分興奮。“我的講話總是被這裡的喧譁聲和混亂所打斷。”斯蒂芬斯有些惱怒，揚言說如果必要的話，他整個晚上都會待在那裡，但這並不是因為“我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可說”。對於美國內戰期間最著名的一場演講來說，這是一個糟糕的開場。同樣，讓一些州退出聯邦來加入這個獨立的聯盟國，也絕不是一件順水推舟的容易事。

如果說亞伯拉罕·林肯將《獨立宣言》視為一張為美國未來而開的期票，像斯蒂芬斯這樣的南方人則更願意將憲法視為他們反對建國聲音的基石。當然，這份檔案的確允許他們這樣做。憲法和《權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概述了作為美國人的意義，但對於種族等問題卻保持了妥協與沉默。不過，更麻煩的是《權利法案》的最終修正案，也就是第十修正案，其中規定，“憲法未授予美利堅合眾國、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

本質上，最後一項修訂案是反聯邦主義者的謝幕演出，是他們留給這個新國家的遺產。它保護了各個州的權利，解決了那些害怕聯邦權力的人一直以來的擔憂。不過，它也為1860—1861年南方各州脫離聯邦提供了途徑，讓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的成果面臨分崩離析的可能。1861年3月，斯蒂芬斯發現自己已經走在了這條路上。憲法和《獨立宣言》架設的路標是相互矛盾的。這些路標都指向自由，但這自由究竟是誰的自由、是誰賦予的、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則要視每個旅行者各自的情況而定。對於斯蒂芬斯而言，邦聯的自由建立在蓄奴自由的基礎之上，這種自由免受聯邦政府的干預（即使是想象的干預）。從南方的視角來看，這個在革命中建立、為革命所塑造的國家曾為脫離殖民控制、爭取自由而戰，因而現在脫離聯邦政府也是一項基本的革命權利。對於美利堅合眾國來說，這是一個問題，對於美利堅聯盟國而言，這卻是一個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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