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用政治法令來引導人民，用刑法來加以約束，那麼人民就會免於犯罪，卻沒有羞恥之心。用道德來加以疏導，用禮來加以約束，那麼人民就會有羞恥之心，並且會改過自新。”老子說：“具有高尚德性的人，不表現為形式上的德，因此實際上是有德的；德性低下的人執守形式上的德，因此實際上是沒有德。法令越嚴酷，盜賊就越多。”太史公曰：這些話的確不錯！法令是政治的工具，卻不是導致政治清明或汙濁的根源。從前天下的法網曾經很嚴密了，可是奸邪欺詐不斷髮生，這種情況最嚴重的時候，官吏和百姓互相欺瞞，使得國家無法振作。在這種時候，官吏的管理就像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一樣無濟於事，不用強有力而嚴酷的人，怎麼能勝其職守而愉快呢！宣揚道德的人，在這時一定會喪失其職責。所以孔子說：“審判案件，我和別人差不多，一定要不發生案件才好。”老子說：“愚蠢淺陋的人聽到談論道德，就會大笑。”這些不是空話。漢朝建立，把方正有稜角的酒器改為圓形的酒器，法制上作了重大改變，就如把器物上雕刻的花紋削去而回復它原來的形態，法律就像一張可以漏掉能吞下船的大魚的網那樣寬疏，可官吏的治績淳厚美盛，不至於做出奸邪之事，百姓太平無事。從這來看，國家政治的好壞，在於寬厚，而不在於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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