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警察帶走的風波看似結束了，我鼓勵石曉虹和範剛不要氣餒，希望我們一起把產品給幹出來。但是此時，我們曾經被公安局帶走的這場風波已經傳播得到處都是，別人雖然不當著我的面討論，其實已經議論紛紛。

這個時候，沒有電腦用的困難還在困擾著我們，別人覺得我們臭名昭著，已經不願意把機房留給我們用，生怕和我們有什麼牽連。而信控系機房的兩位管理員——一位大媽和一個年輕女孩則對我們伸出了援手，我今天仍感激她們的好心腸。她們主動對我們說：“以後不要去別的機房了，我們這裡電腦比較多，你們就來我們這裡用吧。”

就這樣，我們很長時間沒有電腦用的問題解決了。

產品研發到一定程度，為了做出成批次的反病毒卡，下一步我需要去深圳採購電路板，讓深圳的工廠幫助我們加工，然後我自己再帶著這些加工好的電路板回來，自己做包裝。於是，除了流竄在校園裡想方設法地使用計算機以外，我開始了奔波往復於西安和深圳的日子。

自己創業，讓我第一次踏進中國的特區——深圳。這是1993年的春夏之交。前一年，也就是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確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正如吳曉波在《激盪三十年》裡描述的那樣：在中國的改革史上，“鄧小平南行”是一個重大事件。在有些時候，它甚至被認為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主軸已經向經濟成長轉移，然而圍繞經濟領域出現的種種新現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識形態的標尺去丈量和批評。每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便立刻會有批評和指責的思潮出現。這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的思想屏障。鄧小平的此次南方談話，是對僵硬思潮的致命一擊。從此之後，在公開的輿論中，姓“資”姓“社”之類的討論日漸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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