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年遼東大捷，遼東巡撫張學顏還沒有奏報的時候，巡按御史劉臺的捷奏先到北京。從程式上說，這是一種手續的錯誤。然而不僅是錯誤，這是越權。巡按既可越權，巡撫便可卸責，對於封疆大事，當然發生不良的影響。從“綜核名實”的立場看來，這是一個不能容許的錯誤。因此居正擬旨嚴加申斥。居正記得就在這一年，三邊總督石茂華，曾因御史督戰太急，魯莽進兵，以致受到不小的挫敗。自己還曾去信誥誡過：“今之時政，與先年異。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於群議也。”(1)居正認定邊疆督、撫，不應受御史的牽掣。

劉臺也有劉臺的看法。遼東巡按御史固然是御史，但是張學顏是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方，也是御史。明代官制的演變，形成監察權高於一切的狀態。地方長官文的有布政使司左佈政，右佈政；武的有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以及鎮守衝要的總兵官：這是最初的官制。但是後來添了巡按以及巡撫和總督。巡按、督、撫雖然各有疆域，但是他們只是都察院的官，不是地方官。他們的官階不一定高，但是地方官不能不受他們的節制，這是監察的權威。劉臺看到同是代表監察權的中央官，為什麼一個可以排程軍隊，一個連報捷都不可呢？所以他的捷奏還是發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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