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命運以不同於我之前所預期的方式顯現了出來。沒過多久，我就被康奈爾怡人的自然環境迷住了，就被喬治·卡欣聚焦印度尼西亞、東南亞和美國的亞洲政策的講座課程迷住了。第一年康奈爾生活結束之前，我意識到我已然最終決定我願意奉獻終身之事：當教授，做科研，寫作與教學，在學術和政治取向上追隨卡欣的腳步。隨後我會進一步談到卡欣，他不僅僅是一位優秀的學者，而且是個充滿信念和活力的人。

因此，我留了下來。我母親很高興我終於安頓了下來，儘管她對我遠離她、遠離我的弟弟妹妹有所抱怨。因此，我差不多每週都給她寫信，並且每年聖誕節和暑假都回家。她也經常給我回信，西莉亞姨媽給我寄來了剪下的填字遊戲，它們通常比美國的填字遊戲更難完成。

雖然我剛到康奈爾不久便被卡欣關於東南亞的講座吸引了，但我卻花了數月的時間才適應美國的研究生生活，甚至花了更長的時間才明白，因為有東南亞專業，康奈爾大學在當時是個多麼獨特的地方。為了解釋這種獨特性的本質，我們必須暫時放下康奈爾，思考美國人所謂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突然崛起。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一直奉行孤立主義，即使它的全球經濟擴張政策是侵略性的。人們會記得，儘管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做出了巨大努力，美國還是拒絕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美國只有菲律賓一個重要殖民地，而且它自己作為一個前殖民地，經常尷尬地參與“歐洲”和日本殖民帝國主義的遊戲。到1930年代中期，菲律賓將於1946年獨立的日程已經被設定了出來。美國有一支龐大、現代的海軍，但其陸軍和空軍卻無足輕重。根據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美國的直接政治干預主要侷限於它所謂的“自家後院”：中南美洲、加勒比海的一部分地區，以及一大塊太平洋地區。美國學界觀照了這一大方向。因為很多美國人的根在歐洲，又因為歐洲學術的聲望很高，所以有大量美國學者研究西歐的主要國家——英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蘇聯也有人研究，因為它被視為強大的意識形態敵人。在亞洲，受到普遍關注的國家只有中國和日本。研究後者主要是因為其軍事力量，它即將在太平洋地區與美國的軍事力量抗衡。就中國而言，早期的濃厚興趣是被大量美國傳教士激發的，他們自19世紀末以來就在那裡工作。1940年代末，隨著蔣介石政權土崩瓦解，很多中國學者到了美國，包括反動的和自由派、一流的和平庸的，大大增強了漢學的影響。不同於來自日本或者其他亞洲國家的學者，他們中很多人都抱有特定的政治目的。透過與思想觀念相似的美國亞洲問題學者聯手，他們後來成為美國亞洲學術團體中一個重要的、有影響力的派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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