矯枉容易過正。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後，中共開始由右朝“左”偏航。

作為三常委之一的李維漢，晚年寫下《回憶與研究》一書，很深刻地道出當年批右出“左”的原因：

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革命急性病，使黨內的“左”傾情緒很快地發展起來。

除了這種“左”傾情緒外，還有一個認識問題，即所謂“左”比右好。“‘左’是站著鬥，右是跪著降”，當時在黨內（一定範圍內）已經形成了輿論。而“左”傾情緒和“左”傾認識（理智）結合起來，就成為盲動主義發展的動力……於是，盲動主義代替了投降主義。

二十八歲的瞿秋白上臺之後，深感共產黨在武漢的基礎太差，便於9月底和鄭超麟一起坐長江輪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隱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里。從此，中共中央也隨瞿秋白遷回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陰影，依然濃重地籠罩著上海。處處談“共”色變。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裡“掃描”，巴不得盯住每一個“赤色人物”。

這時全國中共黨員銳減，從中共“五大”時的近六萬人，一下子直線下降到一萬多人。

心急如焚的瞿秋白，卻這樣深信不疑：“在較短期內，新的革命高漲將取代革命的暫時失敗。”

瞿秋白要在中國點起暴動之火。他的頭腦在膨脹，在發，急於求勝的情緒在迅速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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