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上海的時候，國共內戰未歇，大家仍然幻想和平。那時李宗仁主政謀和，以李宗仁為首的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抗戰期間，桂系人馬常說，國民黨藍色，共產黨紅色，我們桂系是紫色。那時大家的印象是，中共一向主張和平，全是蔣介石要打。

但是中共把李宗仁列為內戰的第二號戰犯（第一號是蔣介石），李宗仁上臺努力謀和，中共的電臺仍然天天廣播四十三名戰犯名單，要求嚴懲戰犯，沒有緩和的跡象。

本來“戰犯”是國際戰爭才有的罪名，國內戰爭用不上。那時抗戰勝利未久，審判日本戰犯的經過深入人心，中共宣傳家乘勢襲用這個名詞，搶佔正統上風。中共推出的和平條件“八條二十四款”，也是模仿盟軍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現在可以讀到張治中的回憶錄，他是國府派出和談的首席代表，一向親共，主和最力，連他也在回憶錄裡說，中共的條件“苛刻”。

可憐的北方難民，可憐的南方百姓，猶在巴望和平。霹靂一聲，四月廿一日夜間，解放軍在安徽荻港渡江，他們事先挖了一條運河，準備船隻，國軍毫無所知，而渡江前一連三個月，氣象臺向解放軍提供天氣風向風力預報，中央地質調查所提供了五萬分之一的地圖。說什麼“長江無邊，燕子也要飛三天”，說時遲那時快，西起九江，東至江陰，兩天之內，三十萬解放軍全線強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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