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併發起新政改革力圖讓美國擺脫大蕭條時，亨利·福特這個名字仍然是繁榮的同義詞。但在歐洲也有這樣一種認識：他的大規模生產和效率概念對人們的生活質量有破壞作用。英國博學家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書中最好地把握住了這種恐懼心理（“勇敢新世界”已經成為可怕的技術統治論的代名詞）。赫胥黎的悲觀看法集中在科學如何被福特主義的超技術效率取代上。在《勇敢的新世界》中，未來的超人們在胸前劃的不是十字，而是“T”的符號，寫在信件上的日期也是“我們的福特年”，所有的歷法都是以第一輛T型車的生產日為開端的，而他們的《聖經》是亨利·福特的自傳《我的生活和工作》。

就在《勇敢的新世界》出版同年，一位名叫路易斯·費迪南德·德斯托切斯（Louis Ferdinand Destouches）的法國醫生以路易斯·費迪南德·塞林（Louis Ferdinand Céline）為筆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走向黑夜之末》（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這本字裡行間充滿虛無主義和黑色幽默的精闢自傳體小說一經問世就受到了法國學者的廣泛讚譽。“工人們彎腰盯著他們的機器，竭盡全力想讓它們高興一點兒，沒完沒了地校準螺栓，而不是堅決地離開汽油的惡臭，離開足以灼傷喉嚨、毀掉耳膜的蒸汽，這是一種令人作嘔的情景。”塞林寫道，“並不是羞恥讓他們低下自己的頭。你屈服於噪聲就像你屈服於戰爭一樣。只要站在機器旁邊，你就得按兩三種徘徊在你的頭頂的理念行事。這就是一切。從這時候起，你看到、接觸到的每一種東西都是艱苦的。你或多或少還能記起來的所有東西都會變得像獅子一樣威嚴而不可侵犯，而且在你的頭腦中，它們沒有趣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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