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在國際關係中，日本人講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則”。對西方說來，日本人似乎是沒有道德心的。西方的邏輯像一個手提箱，明確而有限度。東方的邏輯卻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隨機應變。不需要時，還可以疊起來裝在口袋裡。

在西方人看來，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講禮貌又野蠻，既忠誠老實又詭計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勞又懶惰—這些矛盾統統同時存在。對日本人說來，這並沒有什麼不正常，而是一個統一體，他們不明白西方人為什麼不能理解。對日本人來說，沒有矛盾的人不配受尊敬；那樣的人頭腦簡單。一個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奧；自我鬥爭越尖銳，他的生活便越豐富。

這種哲學主要來源於佛教。佛教教義認為，一切事物都存在於一種無空間、無時間、無差別的深淵之中［1］。一切皆空，一切事物都不能辨認，因為一切都沒有實在性或同一性。“我”不是實在體，只不過是浮在隨“因果大法輪”的轉動而出現的變化莫測虛偽現象之上轉瞬即逝的幻影。誰也不知道變化，也不為變化負責，因為根本不存在創造主，也不存在天父或命運女神。

日本對滿洲和中國採取軍事冒險的原因中，“因果之輪”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出於懦弱，或者在某些情況下出於自身私利或僅僅是優柔寡斷，一些軍政上層人物未能約束策動這場侵略的狂熱的青年軍官。在各階層中，不少人因相信“因果之輪”而隨波逐流。他們馴從地、安靜地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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