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破壞日本安定的兩大毒害，即“下克上”與機會主義，又出現了。首先從中國傳來訊息說又取得一次大捷，陸相杉山因此提高了和談的要價；其次，日軍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出乎意外地不顧近衛和參謀本部的明確命令，在北京建立起傀儡政權。雖然參謀本部在石原敦促下仍然主張與蔣介石談判，但陶德曼的努力白費了。在中國大使在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會談後，中國堅持說日本的條件範圍太籠統。日本人認為這是中國有意迴避，而本來就缺乏靈活性的日本人也就失去了耐心。近衛斷定蔣介石並不真想談判，決定採取走捷徑的辦法，即直接與那些“理想跟日本相同”的中國人打交道。1938年1月16日，他宣佈：“帝國政府將停止與中國國民政府交涉，而將期待新政權的建立與成長，求得合作。”

這個宣告遭到知識分子和一些自由主義國會議員的猛烈抨擊。石原也警告近衛說，這種政策必將帶來無窮的後患。這些抨擊迫使近衛首相重新考慮其立場。他開始認識到，他的倉促宣告可能使日本採取毫無靈活性的或戰或死的政策—用全面戰爭解決是他最不願意採取的辦法。由於左右為難，疑團滿腹，他考慮自己是否應該辭職。但朝廷官員卻勸他幹下去，否則，中國人會滿有理由地認為他因為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而辭職，這樣就會比以往更難以取得他們所希望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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