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趨勢，是（一）法律內容要擴充，（二）既擴充了，自應依條理系統，加以編纂，使其不至雜亂。第一步，漢初已這麼做了。武帝時，政治上事務繁多，自然需要更多的法律。

於是張湯、趙禹又加增益，律共增至60篇。又當時的命令，用甲、乙、丙、丁編次，通稱謂之“令甲”，共有300餘篇。再加以斷事的成案，即當時所謂比，共有906卷。

分量已經太多了，而編纂又極錯亂。“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引用既難，學者乃為之章句。

章句二字，初指一種符號，後遂用以稱註釋，詳見予所撰《章句論》。商務印書館本。共有10餘家。

於是斷罪所當由用者，合26272條7732200餘言。任何人不能遍覽，奸吏因得上下其手，“所欲活者傅生議，所欲陷者予死比”。所以條理系統地編纂一部法典，實在是當時最緊要的事。

漢宣帝時，鄭昌即創其議。然終漢世，未能有成。魏篡漢後，才命陳群等從事於此。

製成新律18篇。未及頒行而亡。晉代魏後，又命賈充等復加訂定。

共為20篇。於泰始四年，大赦天下頒行之。是為《晉律》。

泰始四年，為民國紀元前一千六百四十四年。

《晉律》大概是將漢朝的律、令、比等，刪除復重，加以去取，依條理系統編纂而成的。這不過是一個整理之業，但還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則儒家的宗旨，在此時必有許多摻入法律之中，而成為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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