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我的局長的日子，每一回在絕望中想他，想到不能自制，我就會在一陣瘋狂地**中尋求肉體的渲洩，在想象著他的擁抱、他的親吻中一次次達到高丨潮丨。因為不值班的時候，睡在集體宿舍，旁邊都是熟睡的工友，我只能禁涸自己，強忍著青春的騷動。只有到了在倉庫值班的時候，才敢一個人偷偷地在倉庫的某一個陰暗的角落，體驗著一種罪惡感中的快樂。但過後仍得小心翼翼地擦去那些地上的，床上的斑斑汙跡，深怕第二天有人會發覺。 出門的那天，我懷裡掖著一千元現金。初到冠華廠時，買了一些日用品，再添置了兩套衣服，還剩下七百三十幾元。我只留了個零頭，將七百元交給姐姐保管了。在廠裡上了一個多月的班，終於盼星星盼月亮地領到了第一次薪水。回到宿舍，把錢平鋪在小床上，望著這用汗水和淚水換來的五百多元，我心裡止不住隱隱地發痛，這種生活是我在郵電局上班時能想象的嗎？要是我的大饅頭，他知道我現在所吃的苦，他會怎麼樣想？這樣的漂泊，這樣的放逐自己在這個陌生的城市城，為的是什麼，是為愛而出逃嗎，逃得有價值嗎？把三百元交到姐姐手裡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出去買了兩張電話卡。其實姐夫也有手機的，可我不願意用他的手機來打長途電話，更怕招來他們無休無止的盤問。在幾聲“嘟嘟”聲過後，在我滿心期待和按捺不住的狂亂之後，電話通了，一個我在痛苦中期待了幾個世紀的聲音響起了，五年了，我恨他，這個冷血的老傢伙，他奪去了我所有的愛，卻裝作視而不見！“喂，請問哪位，你找誰啊？”因為是夜裡十點多了，我打的是他家的電話，仍然可以聽到旁邊的晚間新聞的聲音，可是在他的一連串詢問聲中，我啞口無言，一句也說不出來。是啊，我說什麼呢？說我後悔停薪留職出來，說我想他，我愛他嗎？在長長的失落中，我什麼聲音都沒出，結束通話了電話。 仍是靜靜地回到冷清的倉庫裡，對著那堆五顏六色的原料發呆，夜裡，偶爾撲過來一兩隻粉色的飛蛾，在電燈下短暫的盤旋，和這落寂的靈魂作伴。然而它們的生命太短暫，總是義無反顧地撲向熾熱的燈，將自己撞得粉身碎骨，灰飛煙滅，也不願意陪陪在角落裡無助的奕帆。就這樣，我在冠華手袋廠裡如兩千多盲流的一員，渺小得如只螻蟻，似乎也在不停地為腹中食而忙碌奔波了。半年過去了，我和周圍的工友漸漸地熟悉了，偶爾在發薪水過後，也和他們去外面喝喝酒，在吆喝聲和酒精的作用中麻丨醉丨自己。廣東人稱發薪水為“出糧”，我們就將這種酒局稱為“出糧慶祝日”。每一次慶祝日，奕帆總是喝得最多，話也最多，卻也醉得最厲害的一個人。第二天酒醒後，免不了又讓姐姐長篇大論地嘮叨一番。時日一長，大家都認識了這個從福建來的憂鬱的大學生了，都在納悶我為什麼會拋下穩定的工作，跑來這種廠裡瞎混。有的工友建議我應該到寫字樓那邊找總管談談，看能否換個輕鬆的工作，然而在私企裡，想有一番作為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一般得和老闆沾點親戚，方可順當地施展自己的才華，而這個廠的大老闆根本和帆帆八輩子打不著一門親。因此，我還得呆在倉庫裡，燻著染料的氣味繼續想著我的大饅頭。 直到有一天，從東芫那裡進了一批原料，但型號和色澤都和我們要求的不一樣，可是車間並不知道，已經生產了幾大件成品了，寫字樓的小姐下來驗貨，發現後報告到了辦公室。廠裡的總管勃然大怒，拍案四起，一定要親自追查是誰的責任。也就是這一天，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了廠裡的總管。這個總管叫榮欽發，也是來自閩南，有著土得掉渣的名字，也有著從農村出來的莊稼漢子魁梧的身段，大約一米七多的個子，黝黑的面板，胖胖的四方臉因為營養過剩而讓人覺得油馬上就要流出來一樣。他大概和我的局長上下年齡吧，如果將我的局長稱為大饅頭，我們的榮總可以叫做黑棕子了。據說他是大老闆的內弟，幾年前由老闆娘親自提攜過來的，為人還算正直，就是脾氣挺大，整天就喜歡教訓人，寫字樓的小姐都很怕他。平時大老闆在香港，難得過來一趟，廠裡的一切都由榮總管負責，他也是唯一一個工資超過五千元的高階行政人員了。上班大半年，我只是在遠處隱約碰上幾次，卻根本沒什麼印象。這一天，他帶著兩個寫字樓的小姐親自到倉庫來驗貨，來到了我負責的這一片。在聽我彙報完進貨的經過後，榮總管抬起了眼皮，將視線從寫字樓小姐身上移開，仔細地瞄了我一眼，就是這一眼，我霎那間讀懂了一些什麼。這個廠裡連管理有近三千人了，半年的時間過去了，我還沒有對哪個人這種異樣的感覺。只是一個眼神，我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了。我的賬目自然是清清楚楚，在聽完我滔滔不絕的彙報後，榮總很滿意，用他難得用上的而又笨拙的讚美之詞誇了我一下，臨走之時，意味深長地朝我回望了一下，小小的三角眼不知道閃著什麼樣的念頭，只令我忽然間不寒而慄。 世紀末的腳步降臨了，這一年，中國人迎來了舉國歡慶的大好節日，香港，這個上百年被列強奪去的棄兒重新回到了母親的懷抱。七月一日，廠裡破例全體放假一天，吝嗇的大老闆甚至給每個工人發放了五十元的過節費。當夜，奕帆正在姐姐屋裡吃四川工友送來的餛飩的時候，姐夫從高階管理人員的加餐宴回來，帶來了令我欣喜而不安的訊息。榮總讓姐夫通知我，明天不用到倉庫上班了，直接到辦公室報到，另有新的工作安排給我。還讓我自己到丹竹頭報名學電腦，學費由廠方給報銷，把電腦初級操作學會以後備用。而從明天開始，我再也不用擠在十人一間的工人宿舍了，新的宿舍就在姐夫住的這幢樓上一層，自己獨立一個單間。宣佈完訊息後，姐姐姐夫都高興極了，說是我時來運轉了。姐夫特地開了一瓶不知道名字的洋酒，又開啟組合音響，我們一家三口喝著酒，大唱著“我愛北京天安門”之類的老掉牙革命歌曲。在他們喊破喉嚨般地嘶吼中，我卻是一邊興奮地附和，一邊滿腹狐疑。那一天在倉庫，榮總臨走時遞過來的眼光，可不是那麼簡單的！ 四樓的辦公室，光線充足，茶色玻璃後的陽光和熙溫馨，潔白髮亮的牆，舒適柔軟的高檔沙發，桌前甚至有一束剛剛插上去的黃玫瑰。雖然還是和兩個秘書小姐共用一間辦公室，可是這般幽雅的環境，哪是在倉庫裡可同日而語的。我初進這個辦公室，撲面而來的就是一股還不習慣的冷氣味，一時間昏昏欲醉，不敢相信自己今後就要在這裡上班了。這個寫字樓的人員其實也不多，除榮總管外，也就兩個年輕漂亮的女秘書，負責接線兼花瓶的角色。還有兩個管賬的男子，大概都是三十多歲的，在國營企業叫會計，可在這裡就相當於榮總的副手，估計也是什麼親戚之類的。在私營廠，因為不相信外人加上貪圖省錢，管理層的人士是很少的。姐夫在冠華廠打拼了十多年，也就混個車間主任的職務罷了，雖然吃的是辦公室人員的小食堂，伙食要比普通工人好很多，可拿的工資卻比榮總他們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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