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是對企業家的地位認識錯誤，奉獻與收入不成比例，造成企業家道德風險難以防範。在西方國家，企業家作為社會生產活動的組織者，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對合法所得的私有財產的保護，則使得企業家們安心賺錢。因此，西方國家的社會精英多半集中在企業家階層裡。西方企業家的收入高低，與企業經營好壞密切相關。如果經營不善，企業家只有破產，自己承擔責任。然而中國卻是個官本位國家，公民的私有財產長期被當作一種罪惡，得不到法律保護；要想成為人上人，那你就得當官。社會精英都集中在官場裡勾心鬥角、拉幫結派。而官場，卻是不能創造任何社會財富的。精英過度地集中在官場，只會浪費人才資源；還容易造成政策不連貫，朝令夕改。企業家則沒有真正的社會地位，也缺乏真正有本事的人來安心經營企業。國有企業的領導如果經營得好，收入也還是那麼多一點；經營得差，只要把上面招呼好也還可以異地做官，甚至反而獲得提拔。因此，一些有能耐的企業家逐漸心理不平衡，產生了歪門邪念。一九九五年我剛參加工作前後，武漢發生了“於志安事件”。於志安是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併兼黨委五記、總經理於一身，還擔任武漢市經委副主任，又有全國工商聯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漢市政協常委等多種身份，也算是個能人，短短十年時間裡勵精圖治，把一個原本陷於破產邊緣、五千多職工沒飯吃的武漢汽輪發電機廠，弄成了“全國五百強”企業，十年來利稅增加了一百倍。然而，於志安認為這個企業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他所獲得的卻遠遠與他付出的不相稱。於是於志安以自己的名義，利用企業集團跨國投資的機會，在菲律賓註冊成立了一個註冊資本為六十五萬美元的電廠，並於一九九五年出走菲律賓。後來中國跟人家外方交涉，追回了六十五萬美元的註冊資本，但此時人家已經不在乎這六十五萬美元了，每年電費的收入就有一千萬美元。除了武漢的於志安，還有云南的儲時健，也屬於這類心理不平衡的人。然而，企業不同一般單位，企業經營是存在風險的，因此對企業家的監督存在著進退兩難的情形：假如監督太嚴，企業家無所適從，不敢承擔風險，那企業肯定好不了；假如監督太鬆，企業家道德風險又會給企業帶來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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