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老周以外，鐵Z局還有一位叫王寶成的炊事員，解放前給地主餵過豬，解放後則給公家餵豬。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寶成看到那些剛出生的小豬娃在豬圈裡凍得瑟瑟發抖，於是生了憐憫之心，把那些豬娃抱進自己的被窩裡。這事被《鐵路工程報》的記者知道了，趕緊來採訪他。問了一些細節以後，記者還要引導他的階級情感，就問：“那以前你給地主餵豬時會不會這樣做？”王寶成說：“那當然了，地主的豬娃也怕冷。”那個記者一聽，也就不報導他了。

統治者的政治衰敗還表現在工人之間相互稱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們總是互相稱呼“同志”，表現出一種為了某項遠大理想共同奮鬥的願望。到了七十年代，人們間私下的稱呼不知不覺地演變成了毫無任何政治意味的“師傅”。鐵Z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個人，互相之間私下以“同志”相稱了。假如有誰私下稱呼別人“同志”，那麼被稱呼為“同志”的那個人不是覺得這人有毛病，就是覺得這個人準備找自己的碴。因為，那時侯假如要對誰進行批評或者組織處理時，領導總是鄭重其事地把這個人稱呼為“同志”，說“×××同志的行為是錯誤的，認識是不正確的……”

文革後期，“四人幫”大搞形式主義，號召各級幹部“白天一把鎖，晚上一盞燈”。所謂“白天一把鎖”，就是指幹部白天下基層、蹲點；所謂“晚上一盞燈”，就是幹部晚上回到辦公室，加班加點地辦公。這種貌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實際上根本就不把人當成人來看待，能做到這樣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會被真正執行。當時我父親見到的幹部們，白天辦公室確實是“一把鎖”，但都在家裡呼呼睡覺；晚上也確實是“一盞燈”，但都是幾個人湊在一堆打撲克。一九七六年我父親他們出去匯演，到了附近的榆社縣革委會、還有好幾個公社，每到晚上，無一例外地看到辦公室裡燈火通明，幹部們都無一例外地在裡面打撲克，還聲稱在學習“五十四號檔案”。當時也不興賭錢，輸了的要麼鑽桌子，要麼臉上貼紙條，要麼頭頂洗臉盆。他們還在一些平原地區看到一些土堆起來的“人造梯田”，是“農業學大寨”時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勞民傷財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這也算中國這個國家的一個特色。可以說，來勢洶洶、席捲一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時，的的確確成了強弩之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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