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忠小智總在與大智大忠爭奪市場，凡是小忠小智暢行的地方，大忠大智必然隱跡。反之亦然。要消滅有害的小忠小智，必須弘揚大忠大智，能為大忠大智護航的只有法治。戰國時期，每一個霸主興起其背後的託手都是法治，所以戰國是法家的時代，韓非死後，秦國統一六國更說明了這一點。

戰國首霸魏國強盛的背後是對《立闢》的尊奉，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趙國的強盛是由於對《國律》的尊奉。燕國之所以能成功地實現了對齊國的復仇，稱霸東北，一代是由於對《奉法》的尊奉，而他們的衰落也是從法紀鬆弛開始的。我們越過韓非的時代看以後的改朝換代戰爭，只有那些法紀嚴明的起義組織才能從眾多造反勢力中脫穎而出，笑到最後。朱元璋的造反經歷最能說明問題，一開始他的部伍也與眾多農民軍一樣雜亂無章，直至整頓了軍隊，樹立了法紀之後才顯示出龍頭氣象。

法為大，忠智信仁依法而行則稱之為大忠、大智、大信、大仁，如果違法、亂法，則是小忠、小智、小信、小仁，不但不足取，還應受到法的制裁。面對法，一切出於個人感情，無益於大局的關愛、慈悲都必須讓步，人人顧全私利的結局是人人受損。英明的君主懂得以法為根本，能夠區別大忠大智大仁大信與小忠小智小仁小信，不為臣下的獻好而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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