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揚偏於中原東南隅，與洛陽隔著豫、荊諸州做為緩衝，動亂一時不會蔓延到中樞；出兵荊州已是長沙王能力的極限，他無法另派一支軍隊去遠征江南，而且在荊州平定之後，長沙王隨即就陷入了內戰，自身都難以保全，當然更無暇顧及遙遠的徐揚。因此朝廷對於徐揚動亂的態度可歸結為四個字：自求多福。

當時受命都督徐州諸軍事的是竟陵王司馬楙，都督揚州諸軍事的是劉準，兩人也全是無能之輩，面對叛亂叢生的轄區措手無策。值得慶幸的是，兩州境內的流民人數、被佔領或破壞的區域遠遠不及荊州，境內倖存的政府軍也強於荊州，綜合而言政府方面的實力並不落於下風，只是指揮不當與接連敗北失土嚴重影響了士氣與信心，這種客觀形勢是兩州依靠自身力量平定叛亂的前提。

而且揚州另有一支強大的力量可以左右江南的局勢，那就是江南計程車族。百年前孫策孫權父子能夠在江南立足並且建立政權，就是因為得到了江南士族的擁護；日後的東晉政權為了在江南站穩腳跟，也花了大力氣去籠絡江南士族，王導甚至專門學習了吳儂軟語去討好江南人，還試圖與吳郡陸氏聯姻，結果碰了一鼻子灰。

西晉時期北方強盛，北方人以勝利者自居，中原士族視江南士族為亡國之人頗多輕視，南北之間矛盾很尖銳。由中原人為主導的西晉政府對於江南士族的態度也是防範多於籠絡，荊、揚兩州駐有重軍，目的就是震懾江南士族，提醒他們不要輕舉妄動。江南人對於西晉政府也是懷著很深敵意的，他們稱呼北方人為“傖鬼”，被迫臣服於“傖鬼”，江南人始終心有不甘。幾十年來江南人始終有自立政權、與洛陽分庭抗禮的企圖，不停有人據兵自立試圖割據江南，相關的努力直到東晉建立之後還沒有完全停止，《晉書.元帝紀》中記載元帝太興元年（公元318年）十一月“故歸命侯孫皓子璠謀反，伏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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