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間貪風之熾與懲貪之嚴，是長期以來人們頗有興趣的一個話題。就王亶望貪汙結果而論，甘肅全省無一好官，足證貪風之熾。一件貪汙案處理下來，竟殺掉大小官員50多人，也不能說懲貪不嚴。然而，雷厲風行的懲貪行動為什麼沒有收到應有效果，卻彷彿火上澆油，使貪風愈盛?晚清時薛福以為，不能責備那時“人性獨貪”，而應去尋找迫使官員們“不得不貪”的原因，透視王亶望貪汙大案，可能會了解一點從地方牧令到封疆大吏，直至京中權要“不得不貪”的奧秘。可能乾隆皇帝沒有，也不打算從中汲取什麼教訓，以挽救清王朝的日趨衰落。從這個意義上講，二百年前震驚朝野的貪汙大案留給後人的認識價值，似乎應該超過這個案件本身的涵義。

2、酷吏也是冤大頭

皇帝把儒家思想作為招牌，卻不給儒生以管理國家的權力，反而任用並不信奉儒家觀念的胥吏來進行殘酷的治理。這個時候，在君、吏、士三者的關係當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君主的力量凸現，而酷吏正是君權的直接體現。

——張湯的“權力尋租”

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秋天，漢武帝決定製造白鹿皮幣。白鹿皮幣的想法確屬異想天開，皆由於劉徹信方術所致。古人以白鹿為瑞祥，稱它常常與仙人為伴。後來的說法更玄了，雲：“鹿壽千歲，滿五百歲則其色白。”儘管劉徹那個年代還沒“滿五百歲則其色白”的說法，但白鹿被認為是瑞物的觀點已經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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