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也許體察到了輿論的動向，索性自己主動作出回答。乾隆四十七年十月，當殺掉了最後一批甘省貪汙官犯後，一道洋洋千餘言的諭旨向全國臣民頒佈了。乾隆皇帝在上諭開頭便說，當年甘肅奏請恢復捐監時，“大學士于敏中管理戶部，即行議準。又以若準開捐，將來可省部撥之煩，巧言飾奏，朕誤聽其言，遂爾允行”。該諭旨還指出：“其時王亶望為布政使，恃有于敏中為之庇護”，以至放手大貪其汙。皇帝把話說到了這地步，王亶望貪汙集團真正罪魁究是何人，已不言而喻。但諭旨接著筆鋒一轉，說于敏中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于敏中業已身故，而且他的萬貫家私也查抄殆盡，不追治其罪可以理解。關鍵在於，這道經過精心推敲的諭旨，掩蓋了于敏中(特別是尚在朝中，與于敏中一樣屁股底下不乾淨的權要)為什麼慫恿皇帝同意甘肅恢復捐監的奏請，為什麼庇護王亶望胡作非為，究竟得到了哪些好處等等一些要害問題。應該說，乾隆皇帝此時並非不知底蘊。光陰茬再，寒暑流易，到乾隆五十一年春間，皇帝把玩古董，為一件明朝嘉靖年間的古瓷而觸動情思，由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權奸嚴嵩的專擅，由嚴嵩而憶及於敏中。為此乾隆皇帝再次頒發諭旨，指責于敏中借皇帝恩眷，招權納賄，並聯系甘省貪汙大案，推斷“于敏中擁有厚資，亦必系王亶望等賄求賂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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