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以後，各省普設新學堂，“時局多艱，儲才為急”也成為朝中大員與各省疆吏們的共識。痛定思痛之下，舊科舉的不合時宜及與新學堂的牴觸顯得格外的鮮明，“東西各國富強之效，無不在於學堂”，“設學堂必自廢科目始”，科舉制度也就此走到了終點。

1905年，直隸總督袁世凱會同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湖南巡撫端方聯銜會奏，以科舉“阻礙學堂、妨礙人才”為由，“請宸獨斷，雷厲風行，立沛綸音，停罷科舉”。詔書一紙，鄉試、會試、科考、歲考一律停止，行之千年的科舉制終於壽終正寢。

屢試不第的山西老舉人劉大鵬雖然早已放棄功名仕進，但他在聽說廢除科舉已成事實後，仍舊有一種天崩地裂、萬念俱灰的痛感。在當年10月17日的日記中，劉大鵬寫道：“甫曉起來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無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積之德庶可與天地相始終。但德不易積，非有實在功夫則不能也。日來凡出門，見人皆言科舉停止，大不便於天下，而學堂成效未有驗，則世道人心不知遷流何所，再閱數年又將變得何如，有可憂可懼之端。”

數日後，劉大鵬又記道：“昨日在縣，人皆言科舉一廢，吾輩生路已絕，欲圖他業以謀生，則又無業可託，將如之何？吾邑學堂業立三年，而諸生課業尚未曾廢，乃於本月停止，而寒酸無生路矣。事已如此，無可挽回。”之後數月中，劉大鵬仍感慨萬千，不能釋懷：“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館紛如，謀生無路，奈之何哉？”“頃聞同人失館者多，家有恆產尚不至於凍餒，若籍舌耕度歲者，處此變法之時，其將何以謀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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