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之世間竟有如此多的犯人，倒不全是社會治安有多遭糕，而在於這個所謂漢之極盛的時代，是一個全民“被犯法”的時代。東方的法律是刑法，主旨就是皇帝單方面的對人民使用暴力。因此中國帝王習慣於將天下人的私產，視作一已的私產。尤其是漢武帝，光是用兵，一年就要開銷幾十百億錢，為了鞏固新的地盤，還得大規模移民屯邊，動不動幾十萬百姓遷過去，他們的吃喝拉撒也全由國家包下了，這麼個折騰法，一年四五十億錢的財政收入根本吃不消，何況還要治河賑災，還要興土木弄鬼神，巡遊天下，給自己造八寶山。一來二去，文景之治留的那些底子早就精光了。錢從哪來呢？民間已被逼得“產子輒殺”了，武帝又將手伸向了上層社會，宗室王侯、豪強地主和富商大賈無一倖免，連官吏也不放過，榨錢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最出名的有兩手：一是將賣鹽、賣鐵、造幣這三個最來錢的門路，實行國有化，剝奪私人的經營權，改為官營。這不僅打擊了商人，也影響了商人背後的利益集團，被後世儒家扣了個“與民爭利”的大帽，罵了兩千年。但這所謂的“民”是升斗小民嗎？無論如何，沒有強大的中央集權，中國要在短短几十年中幹出那麼大的偉業是不可能的。另一項政策是“算緍”，根據商人、富豪們的財產多少，按比例徵收財產稅。這一稅法今天西方人還樂行不疲，不過，性格酷烈的漢武帝對它興趣不大，它的出臺，不過是為“告緍”鋪平道路：以防止瞞報、少報財產為藉口，鼓勵民間檢舉揭發，以藉機沒收商人、富豪們的全部財產-----這才是合乎武帝胃口的。正是此種背景下，酷吏大顯身手。酷吏的特長就是把沒罪變有罪，再最大限度的株連。最後搞得全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兩漢四百年間，酷吏中的一幫子極品，像王溫舒、義縱、寧成、杜周、張湯都集中出現在武帝時代，這絕不偶然的。僅以杜周為例，其“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廷尉及中都官詔獄至六七萬人”。而鑄錢的打擊面尤其大，因“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官府抓不勝抓，最後武帝不得不“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另外僅自首免死的還有一百多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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