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後，考慮到已經被圈地之人的生存，康熙再一次下旨要求八旗主人善待旗下奴婢和僕人。在這之前，八旗主人虐待奴僕時間非常嚴重。根據當時刑部尚書的統計，京城一帶每年自殺的奴僕不少於兩千人。這兒的“自殺”很多都是被主人折磨致死的，完全是他殺。但是法律偏向於權貴們，他們殺了人也沒什麼事兒，只要去刑部報告一下說自殺就可以了。對此刑部尚書有一句很精彩的點評：“怎麼可能會是自殺呢？誰不是想活著而害怕死亡呢？”話雖這麼說，可是刑部尚書卻完全拿他們沒辦法，雖然他是正部級的高官，可是權貴們的後臺他還是動不得的。現在康熙下旨處理此事也多少有點力不從心，他也只能用商量的口氣說道“以後官民，務須各將家人撫卹訓養，勿得仍行逼責致死，人命至重”。

除此之外，在康熙十一年，康熙同意了漢族官員多年來的請求，開始明確規定，此後除寧古塔之外，逃人案件全部都開始由就近的地方督撫審理，在外的王公將軍不必在管理逃人事件。從表面上來看，這似乎只是一次行政權力的轉介。但是這卻是一次根本性的變化，逃人法在這裡已經被宣告了終結。因為地方督撫大多是讀儒家書的讀書人，他們對逃人的處置絕對是非常寬鬆的，而不像那些王公將軍一樣動不動就是處死。

至此，清初的圈地、投充、逃人三大弊政都得到了有效的緩解。而這正是阻礙盛世到來的癥結所在，只有破除了這些，才能夠與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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