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鍾楚虹幫林宥倫做好了早餐，走的時候只帶走了林宥倫送她那件禮服。

林宥倫後來給鍾楚虹打了一個電話，確認她已經找人打開了家門鎖，兩人都覺得短時間內見面會很尷尬，所以約好近段時間只通過電話聯絡。

過了兩天，林宥倫正式到《明報》上班，才發現這份工作遠比自己想像中的要輕鬆，審稿、校對、定版這些事情都有專人負責，他只需要瞭解整個報社如何執行，卻不用具體的參與進去。

第一天早上，林宥倫的辦公桌上只放著金庸傳來的一張字條。

金庸不是那種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人，這與他善於寫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主持偌大一個《明報》集團，他平時卻不太喜歡說話，要交代員工辦什麼事，有什麼指示或意見，或者與作者交匯意見，都喜歡以筆代口，寫字條或者寫信。他的字條一般都寫在印有明報有限公司字頭的便箋上，還有固定的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後列出要辦或要解釋的事，若干事項都會標明號碼，逐項詳細開列出來，下款常常署一個“查”字。語調雖然客氣，卻是不容商量的口氣，是一種指令。

林宥倫第一天到報社，金庸也沒給他安排太多的工作，紙條上稱呼他為“宥倫小友”，上面卻只寫了兩句話：“初到報社，尚無具體事務委任，可寫評論一篇，完稿後請Fax給我過目；工作中若遇不解之處，可問老董，或找我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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