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與安德烈·德尼索夫見面，場景換成了聖彼登堡港的一家咖啡館。它有著典型的俄國式裝潢，環境和格調還算不錯，餐牌上的價格發揮了“窮人勿入”的警告效果。這裡看不到灰頭土臉、滿身汗味的普通勞動者，客人們一個個衣冠楚楚，但他們並不只是溫文爾雅喝咖啡聊天，多數桌臺上都能見到玻璃酒瓶和酒杯。與酒館最大的不同在於，這兒既沒有粗魯的大聲喧譁，也沒有搖搖晃晃的醉酒者，三個人的現場樂隊演奏著一些輕慢悠揚的曲子。

“我們同行七人，四人不幸在對馬海戰中陣亡，三人最終回到俄國——克爾扎科夫曾在日軍戰俘營度過了一段非常糟糕的時光，別列祖茨基在中立國港口滯留了幾個月，只有我僥倖隨艦抵達海參崴……”德尼索夫一邊敘述自己的經歷，一邊就著伏特加吞雲吐霧。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言行舉止盡顯滄桑。

“那場仗是歐洲人的災難。”夏樹此話引自當時報刊上的一則新聞標題。以歐洲人的傳統觀念，亞洲人是愚昧落後的，不管是科技、文化還是軍事都無法以與地處世界中心的歐洲國家相提並論，對馬海戰是近代以來亞洲國家海軍第一次正面戰勝歐洲國家海軍，而且俄國艦隊敗得體無完膚。

德尼索夫眉頭緊鎖：“那些場景將成為許多人此生揮之不去的噩夢，這其中也包括我。”

傾聽回憶、抒發同情絕不是夏樹坐在這裡的意圖，他試探道：“值得寬慰的是，俄國上下透過這場失敗認真檢討反省，軍隊的重建已經開始，工業和經濟也逐漸回到了發展的軌道上。若是二十年之後再與相同的對手交戰，俄國軍隊必能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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