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凌陽心想：“只要朝廷有足夠的稅收，那麼即便大周的人口再暴增一萬萬，朝廷也能夠從容應對。”

這是很簡單的問題。

以現在的生產技術，大周每年的糧食產量，養活五萬萬人口已經是一個極限了。

可不要忘記了，只要國庫有充足的銀子，便可以向北方草原上的瓦刺購買大批的牛羊。

牛的作用在古代顯而易見，屬於戰略性的物質，這裡就不多做解釋了。

到時候即便還無法養活這麼多的人口，大周還可以從周邊的國家購買糧食。

東南亞的那些小國，雖然國力很弱，可那裡卻土地肥沃的緊，稻米一年三熟不說，產量也是極高。

一旦從東南亞的那些小國購買到大批糧食，即便國內出現天災人禍，大周也能從容面對。

畢竟，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不是？

不說為了自己的千秋功名的大話，即便是為了自己的後世子孫著想，張凌陽心中也是更加篤定了徵收商稅、礦稅的想法。

甚至，張凌陽還存了對加深稅制改革的想法。

很簡單，張凌陽心想：“既然現在百姓都很貧瘠，那就按照前世的個人所得稅的徵收方法，徵收土地稅不就行了？”

這樣一來，雖然國庫的稅收有所減少，可恨明顯，這樣做能夠有效的減緩百姓的壓力。

所以，當天，張凌陽便細想出了一個章程，就是按照現在人們佔有土地的多寡，來徵收農業稅。

人均五畝以下的土地，是一個什麼標準，五畝到十畝，又是一個什麼標準，十畝到二十畝又是一個什麼標準，二十畝到五十畝，又是一個什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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