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山駿

我想直抒已見。我主動提出為渡邊淳一氏做解說，這種做法恐不多見。

大約是三年前的一個晚上，地點已記不清了，我與渡邊先生不期而遇。當時談得興起，竟突然以不容商量的口氣向渡邊先生提出，希望為他的一部作品做解說。渡邊先生面露難色。或許，他討厭我這樣的粗疏的評論家去觸碰他的作品。

當然，我也並非是酒席宴上吹吹拍拍。那時，我腦中突然閃現出一個念頭。關於這個念頭，需要說明一下。

那個念頭出現之前，我對時下的文學狀況曾有個疑問。我是文藝評論家，必須對文學的走向時刻予以關注。然而，倏忽之間，文學潮流發生了巨大變化。不知從何時——好像是昭和五十年後即七十年代的後半期，中山健次、村上龍等戰後出生的作家開始嶄露頭角時，我認為有個明顯現象——描寫“人生”和描寫“夫妻”的小說顯著減少。人生問題、夫妻問題，大概是文學裡的半永久性題材。這種具有根本性的題材減少，幾乎與突然看不出流經日本近海的黑潮的去向一樣。

每個人能都感受到這種潮流的變化，時我們是很重要的。讀者啊，如果有興趣，就請您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看。現在，作為一個衡量尺度，我列出每年的作品，以芥川獎獲獎作品為例，您會注意到，自一九六八大庭さぅ子的作品起，“夫妻”的題材減少了；從一九六九年古井由吉的作品開始，純粹的、“戀愛小說”形式的作品業已絕跡；繼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中上健次、村上龍的作品之後，“人生”的題材已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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