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與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卷中，第613頁，由荷蘭烏得勒支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杜維?福克馬執筆的《1976年和“傷痕文學”的出現》一節裡，他這樣說：“在新作家裡，劉心武是第一個批判性地觸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後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班主任》(1977年)引起了全國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給作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帶來的不良影響和綜合後果。”在第800頁，由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教授塞瑞爾?伯奇執筆的《毛以後的時代》一節裡，則說：“‘傷痕文學’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實際上的宣言，應推劉心武1977年11月發表的《班主任》。書中的那位中學教師，是個劉在後來的幾篇小說中也寫到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和受人喜愛的人物。那位老師所講的故事本身並沒有什麼戲劇性，但僅寥寥數筆就勾勒出幾個互成對照的青年形象。一個是‘四人幫’時期遺留下來的失足者，那位老師不顧同事們的懷疑，為他恢復名譽。但這個失足者倒不成問題，問題出在那個團支書思想受到矇蔽，甚至比那個小搗蛋都不開竅，但她熱情很高，而且動不動就天真地把自己看也沒看過的文學作品斥為淫穢讀物。相比之下第三個學生就是個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個動亂期間，她的家庭環境保護了她的心靈健全，因為她家書櫥裡還繼續放著托爾斯泰、歌德、茅盾和羅廣斌的作品。”然後又說：“劉心武向來是正脫穎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辯的代言人……”接著引用了我在1979年11月四次文代會上的一段發言，又說：“在運用短篇小說的技巧上，劉心武進展很快。1979年6月他發表了《我愛每一片綠葉》，這篇故事成功地將隱喻、戲劇性的事件和複雜的時間結構，全部融合進長留讀者心中的人物描寫裡，描寫了一個才華橫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書桌中的一張女人的照片……劉心武將藏匿的照片這一象徵物，觸目驚心地暗喻為知識分子的‘自留地’……在中國這樣一個環境中，這真是一個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譯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引用這些“洋鬼子”的話，確實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為了簡便地說明以下幾個問題：(1)《班主任》這篇作品，產生於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積存已久的腹誹，其中集中體現為對“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的強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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