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記之前，記錄我最初接觸暴力和色情時的感覺。但是，當我寫到三分之一的時候，我發現，已經寫晚了。儘管我有小時候的八本日記，有二十三歲的時候寫的一個兩萬字中篇小說，但是，我想那個姑娘的時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鐘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顫抖。王朔寫《動物兇猛》的時候，也反覆在正文裡懷疑並否定自己記憶和敘述的真實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個長篇的好素材弄成箇中篇，硬生生結了尾巴。

我想到的補救辦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後回望少年時代的視角：書中的少年人偷窺當時周圍的世界，寫書的中年男子二十幾年後偷窺書中的少年。姜文拍《陽光燦爛的日子》，在結尾用了一點點這樣的處理：加長卡迪拉克轉上建國門立交橋，長大了的混混們喝著人頭馬XO，看見兒時的傻子騎著棍子走過，傻子對他們的評價依舊：傻逼。

《十八歲給我一個姑娘》初稿完成，我換了工作，換了城市。原來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書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來的廁所大點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書。我把所有的書裝了四十四個大紙箱，四噸多，堆到大哥家某間十幾平方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嗎？”我問。

“沒問題。塌了也砸死樓下的。”我哥說。

我大哥賦閒在家，我說，別無聊，你每年開啟一個書箱，全部讀了。四十四箱書讀完，你就成為了一個幸福的人，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一個快要告別人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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