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這樣一個奏摺：“恭請萬歲萬安。竊臣於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風聞太倉盜案，一面遣人細訪，一面即繕折，並同無節竹子，差家人王可成齎捧進呈。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揚，據稱：”無節竹子同奏摺俱已進了，摺子不曾發出。臣煦聞言驚懼。伏思凡有摺子，皆蒙御批發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賜發。今稱不曾發出，臣心甚為驚疑。再四嚴刑拷訊，方雲：“摺子藏在袋內，黑夜趕路，拴縛不緊，連袋遺失德州路上，無處尋覓。又因竹子緊要，不敢遲誤，小的到京，朦朧將竹子送收，混說沒有摺子，這是實情。‘等語。臣煦隨將王可成嚴行鎖拷，候旨發落。但臣用人不當，以致遺誤，驚恐惶懼，罪實無辭，求萬歲即賜處分。茲謹將原折再繕寫補奏，伏乞聖鑑。臣煦臨奏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康熙硃批：“凡爾所奏，不過密摺奏聞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將爾家人一併寬免了罷。外人聽見，亦不甚好。”值得注意的，還不在康熙的寬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態：皇帝認為派人暗訪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譽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辦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風，無論如何不能讓旁人知道。康熙批覆密摺，從來不假別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書寫，勉強用左手批覆。但在政治黑暗的時代，統治者派遣探子私訪密奏，卻眾所公認是理所當然。這種對“特務工作”的價值觀念，是政治清明或腐敗的一種明顯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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