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碩老友：

讀你批評我的文章，有時光錯亂之感，好像回到寫《野火集》被攻訐的時代，那已是十年前了。懷碩，你沒長進。

先談你對我人身攻擊的部分，所謂“外國人干政”云云。你應該知道我只有一本護照，沒有任何其他國籍。當我給李登輝先生寫公開信的時候，我是以一個百分之百的臺灣公民的身分出發的，沒有什麼“外國人”或“華裔”的問題。但這並不代表我有特別的愛國情結；未入美國或德國籍，只是因為我懶得去填表蓋章排隊。如此而已。

被迫這樣的披露自己，使我覺得尷尬而愚蠢。你知道這是什麼時代了嗎，懷碩？你談的還是“擁抱苦難的人民”、“使命感與犧牲奉獻”、“改造社會”……這完全是中國知識精英的語言，從古時計程車大夫到五四運動到80年代中期的臺灣。這種語言所反映的是知識精英高高在上的特殊自覺與身分：人民是苦難而無能的，而掌有知識權力的精英必須去“擁抱”、“犧牲奉獻”、“改造”人民。但是90年代的臺灣社會已經發展出前所未有的富裕和知識權力的普遍享有；人民不再苦難無能，知識精英也不再高高在上。究竟誰需要誰的“擁抱”？恐怕是那不甘寂寞的精英自己渴求人民的擁抱吧！

一個民主寬裕的社會不需要它的知識精英去扮演英雄救國救民。知識精英和社會階層各行各業一樣，踏實地做好自己的專業，就是奉獻，自然的正常的奉獻，不是熱血奔騰、歇斯底里的犧牲。臺灣的發展已經超越了那個等待英雄拯救與擁抱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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