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晚上，有香港來的董橋夫婦、為《當代》雜誌獻身的金恆煒夫婦、剛從瑞士回國的我，和從通霄北上、一身鄉村氣息的七等生。

我們談到民族主義和世界公民的問題。地球村裡，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臭氧層中一個破洞，對紐約高階住宅區中紳士淑女的影響和對南美叢林中的印第安部落土著的影響一樣。伊索比亞的饑民手中的奶粉來自瑞士，也來自加拿大。到一九九二年，整個西歐要變成一個沒有國界的大邦聯。在這個彼此息息相關的新世界裡，民族主義是不是該淡化？

"種族、國界，對我都沒有意義，"七等生說，"我相信人的價值是唯一的價值；那價值是共通的……"

與我初識的七等生，留著齊頸的長髮，用溫文而緩慢的聲調講話，講的是他對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裡透著夢幻似的光芒。

我心裡暗笑：完了，碰到了一個比我還嚴重的理想主義者！

在殖民地生長生活的董橋往夢幻騎士的頭上澆下一杯冰涼的水：

"你有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當兄弟嗎？"

"弱勢民族有沒有資格談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銳的金恆煒也澆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頭，無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國來的妓女，就是當作柬埔寨的難民；對你不是輕視就是屈尊的同情。這個時候，你怎麼來跟他談'人的價值是唯一的價值'，我們是兄弟姊妹？"我也惡狠狠地當頭傾下一桶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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